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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制度

我爱生活都市信息网 时间:2019年08月16日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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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即中国教育发展的都市化道路和乡村化道路之争。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中国要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教育事业。但是,如何依据国情发展呢?则出现了一些争论。以旭生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先生学生,尽属农夫。农忙力田,农闲治学。”①中国的教育应走乡村化发展道路。究其原因,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国情不同,西方各国以工商业立国,而中国以农业立国,中国大多数国民,都以农为生。所以,中国的国民教育需以农业教育为主。另一派以吴景超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的以农立国,不是让大多数国民都去从事农业,而是通过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大多数国民从农田之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别的职业。何况,就目前与将来的中国情况来看,中国人口的分布,并不完全在农村中。中国人的职业,也不完全是耕田种地。……假如他们(国民)都习农业,那么中国的商业、工业、运输业等等,应当交谁执行?总之,‘驱天下之民,归之于农’乃是中国以前的顽固思想,由于不明他种职业的生产价值而发生的。自从经济学发达以后,谁都知道一国的经济组织,不是靠一种实业所能维持的,一定要各种实业平衡的发展,才可以收国富民荣之效。所以我们如想建设繁荣的中国,不但在农业上要努力,在别的实业,也要有相当的努力。”而这些实业的人才就必须靠都市教育来提供。因此,吴景超先生倡议:“在创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我们要发展农业,同时也要发展其他的实业。对教育而言,我们应该使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在教育改革方案中,都占有相当的地位。”②这场论战,双方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但笔者认为,吴景超先生的主张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至少他的建议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毕竟,当时世界的发展潮流不是农业化国家,而是工商业国家,中国要富强,要实现现代化,无可非议要完成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对于中国当时教育的要求确实是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共同发展。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以来,各地的各种大学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些大学教师素质、学生质量、教学经费、教学设备不尽相同,造成了各个大学的实力参差不齐,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也互有上下。因此,有关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当时教育改革讨论的焦点之一。如在规范大学的“学士”学位的授予问题上,有些人建议:“不论国立和省立的大学,都不得擅受学位,学位之授予,必须经过‘国家考试’;‘国家考试’由教育部聘各大学教授及各专家组织委员会主持之;参加考试的学生范围,凡国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肆业三年以上的学生均可应试;考试应考课程至少在10—15门以上;报名统一,考生名单均须交由教育部备案”③。在大学教育课程设置改革方面,有些人主张:“鉴于大学教育(学术教育)之地位,不能置着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因此,对于大学的课程设置应有其独立之意义。”④还有些人士提出:“国家即要发展公立大学,又要发展私立大学,特别对于私立大学有成绩的更加需要补助。”⑤应该说这些建议是十分中肯的,但更有价值的还在于以下几点。1、中国高等教育中文法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之争。文法科教育与理工科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所受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理工科教育就被教育界许多人士大力提倡,他们认为:“中国之病在于穷,而挽救的方法,即为生财的教育,即要大力发展农、工、商、医等科的教育”,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文科、法科及艺术科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政府必须将办理不善的文法等科淘汰,而以所节省的经费,作为充实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之用。”⑥这种对于理工科教育的偏爱,不仅存在于许多社会人士中,而且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如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由于政府与社会重视,理工科教育迅速成了大学教育的热点,与此同时,文法科教育则越来越受到社会与国家的轻视,走入发展的低谷。两大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渐渐地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注意。池世英先生在《独立评论》第152期上发表了《文法科在今日中国的地位》一文,指出:“一个国家固然需要研究理工等科的人才,同时,也需要研究文法等科的人才。发展工商业,建筑道路,须有大量的专门技术人才;办教育,执行政务,组织社会上各种团体,有何尝不需要专门的人才?不错,中国今日的工商业,非常落后,应该赶快训练各种理工科的技术人员,以便赶上欧美;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育、司法等等也非常的落后。尤其是在提高行政效率,改良司法的今日,我们所需要的有严格训练,充分智识的公务员、法官等等,恐怕不会少过同时必需的工程师吧?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各方面的人才,均同等重要,并不能厚此薄彼。政府应该加强文法科教育,改变以前轻文法重理工的局面。”因此,他主张,中国的文法科教育的发展,必须“(1)设法裁汰文法等科的不良教育。(2)充实文法科内部的设备。(3)应使各社会团体与文法科切实合作,鼓励文法科学生深入民间,实地去考察社会情况。”①其实,我们应该理解当时社会出现的轻文法重理工现象,因为对于急于富强、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理工科人才的确比文法科人才要实用得多,但在民族危机特别严重的20世纪30年代,要唤起国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一起共赴国难,这是理工科教育所不能达到的。因此,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传承和领袖人物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文法科教育。正如《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但吾人敢谓如以淘汰文法科为充实该科的方法可,而以贬抑文法科为目的则不可,因为在目前中国处处有待建设的时候,专门技术人才固所急需,然而适应环境的领袖人物,恐尤有需要。而此种人物恐唯有借较自由的教育,如文法等科能造就的出。尤有进者,专门技术人才,在不得已时犹可借助他出,而解决民族危机的领袖,则非自吾人自己范围内产出不可。”②2、关于大学合理化问题的讨论。一些人士有感于当时各类大学过多,形成系多学生少,老师多学生少的局面,这不仅造成了办学经费的浪费,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因而提出了大学合理化问题。他们认为:“建立大学必须通盘筹画一个国立大学分布的地点,整理现有的组织至最经济、最有效的限度,而且注意学科的分配,使各大学能因时势的需要,得到平均的发展。”③他们建议:“(1)要裁汰、合并一些无一定组织的学校。(2)要发挥每个大学的特色,每个大学应重点发展几个有特色的院系,而每个大学都不一定要重复发展某些院系。”④按此方式对大学进行合理化的调整后,“这就有利于在大学中集中教学人才,集中教学设备,减少办学经费的浪费,还能使学生生活团体化、规范化,便于良好学风的养成和加强学校的管理。”3、师范教育与大学教育问题。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改革声中,颇引人注意,其焦点在于师范教育能不能被普通大学教育所代替。孟真先生认为,“教师的培养应先进行本学科的学习,再进行老师技能训练,因此,完全可以用普通大学来代替师范教育。在大学中不应设立教育学院,因为教育不能本身独立成一种学问;也不设教育系,因为教育学自身不成一种严整的独立的训练。只要在大学中设立教育学讲座及教育研究所,以为有志在中学做教员之文理科学生学习教育之训练,并为文理科已毕业学生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训练场。”⑥他的倡议,立刻得到一些人士响应。叔永先生从教育智识训练、教育技术训练与教育学的研究本身三个方面论证、支持这种观点⑦。由于提议这项改革的人士,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教育部官员到一般学校教师都异常关注此事。师范大学的38名教授教育部,力陈师范教育的特殊性,不能被普通高等教育所代替。主要原因即是中学的师资要靠师范大学的专门培养;师范大学课程设置、教学环境与教学方法,都与一般大学相异等。两种观点各执一端,不相上下。到四届三中全会时,师范教育再次成为教育议案争论的焦点,虽然有关教育问题的决议仍准许师范学校单独设立,但依然没有解决普通大学之教育学院或教育学系,应否存在;所谓的大学师资训练班,是否能替代现有之大学教育学院或教育系等问题⑧。4、大学生的训育问题。大学生的训育,也就是大学生的心理卫生运动,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仍是各个大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周先庚先生在当时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现代教育除了给正确智识以外,还要对于学生的行为、道德、人格负相当的责任,现代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在灌输现代智识———一切文艺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对于一个人处世做事所最需要的健全的性格与人格,万万不能忽略。”他要求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进行经常的心理辅导;在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心理卫生部”,由1—2位心理学家主持,负责全校学生的心理教育。⑨第三,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比较而言,更显薄弱。许多人士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牢骚满腹,但只是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质”,在“量”的方面还是进步很快,值得肯定。而对于基础教育,他们则认为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不甚满意。在“量”的方面,由于没有足够的中小学和中小学教师,全国6—12岁儿童入学率平均不过20%,好的城市也不过30%—40%,一些偏远的地区,几至全无入学①。在“质”的方面,中小学教师的素质、中小学教科书、中小学生的教学方法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中国基础教育的薄弱,不仅使中国基本的国民教育、义务教育无从谈起,而且也将直接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教育。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滞后,使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纷纷在《独立评论》中献计献策。这些建议相对比较集中:(一)关于中小学的教师问题。他们提出,国家先要合理分配中小学教师,鼓励他们进农村;然后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促使他们形成对职业的尊重心与良好的责任心②;同时,国家还要担负起考核中小学教师的责任,以确保中小学教师的质量③。而对于教师自身而言,应为人师表,切实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二)关于中小学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国家没有一套完整的教科书,是教育界甚至是关心国事的人的耻辱,因此,一定要由教育部专门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写委员会,编纂一套差强人意的中小学教科书,其标准就是内容积极向上,文字表达通俗白话,语法通顺,没有语病和不文不白的现象出现。(三)关于中小学的教学方法。提倡书本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相结合,这样的教学方法容易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第四,几项值得注意的专门教育主张。(一)女子的教育与自立。第一位在《独立评论》中谈论女子教育与自立的是杨振声先生,他主张:“女子要有职业上自立的能力,不能不有待于教育的养成。”④衡哲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女子的教育与自立的重要性,她认为:“(新时期)女子不仅要顾家,也要有一定的职业追求,要使女性不但成为贤妻良母,成为家庭的风范,而且又能不忘修养她自己的学问与人格。(这就要求)女子教育要为女性树立一个正确的女性人生观,要帮助她们从古老的奴牢中跳出来,站立在青天白日之下,光明磊落的重新作人。”⑤(二)农民教育。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因此,对于农民的教育也被很多人所重视。应该说当时的国人,对于农民教育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是对农民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即要求专门的农业学校培养一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人才,用这些人才去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⑥。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农民所需要的不仅是农业科技知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更需要一种做人的教育,这种教育能“使他们摆脱永远做牛马和蜜蜂的心态,使他们能够增加用脑的本领,使他们能够了解人生的意义,明白国家、社会、政治是如何构成和发现现代文明的价值,从而把他们从一个乡下人变成一个现代的国民。”⑦三以上几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独立评论》对当时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主张,用今天的视野与角度来审视这些观点和主张,或许有很多不符合现在的科学事实,但我们是否应该用一种宽容与大度的胸怀去包容这些观点和主张呢?至少在我们看来,《独立评论》的各项教育主张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当时教育改革的进程。何况《独立评论》作为一份政论时评周刊,它的办刊宗旨又是“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智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尽管有激烈的辩争,还是有益的”⑧。因此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与主张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教育主张自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我们更不想苛求这些看法和主张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希望《独立评论》这些教育主张对现在的教育改革也有一些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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